有限理性

多年前我发表过一篇《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在历史研究中“后见之明”式的解释倾向太强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区分“史家的逻辑”和“事件的逻辑”。当时我还不及进一步谈到这一点，即我们研究历史时，往往以为历史中的人物是处于“完美理性”，而忽略了历史中的人物是处于“有限理性”，因此在倒回去进行历史解释时，可能犯下误以为他们是“完美理性”而作了错误的解释。

为了比较深入了解个问题，我曾经比较深入地探讨历史行为中“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这个问题。在这里要借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著作中的“有限理性”观点，说明历史行动者是在不确定、不完美理性的情况下，一步步向未知探索。他的著作中有一部份对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中行动者（agent）的状况是有帮助的。赫伯特·西蒙早已注意到，所有的行为或抉择都不是穷尽（maximize）所有可能后的选项，或是充分了解特定选项的所有可能的结局之后才做的；他们大多是在不完整的信息状态下，甚至应该说，总是在信息很不足、有限的几个选项、很仓促的时间、很模糊的情况下，凭一点经验、一点直觉与理性而作的决定，而且往往夹杂浓厚的情绪与偏见。赫伯特·西蒙的理论当然不是为历史研究而发，我则想借它来说明历史解释中的“后见之明”，也就是说人们常常在“后见之明”式的倒溯理解中，忽略了历史行为者的“有限理性”──不完整的信息、不可能穷尽各种选项，大多是在“未来”对他而言并不透明的状况下行动，其中充满着含混、模糊、两难、不放心，时时想要购买双重保险，甚至是既想掌握未来，又希望未来的发展在意料之外的心态中。但我们在看历史时，却总隐然以为“未来”对历史行为者是“已知”的，或是历史人物总是在“完美理性”下行动。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推断，我们已经在历史著作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覆看到这种思维所带来的错误解释与推论。我们如果是历史上的行动者，那么历史过程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透明的世界，我所拥有的是“有限理性”。

(资料图片)

赫伯特·西蒙（1916—2001）

回想起来，我最初应该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开端“洞穴喻”感到兴趣，这个比喻是全书的枢纽。比喻常人所见事物，只不过是洞穴中被束缚的人看见墙壁上的影响。人应该脱离束缚，离开洞穴，在光天化日下看清万物，最后直视存在的根源。哲学家认为只有离开洞穴才是已启蒙的人，然而要了解历史上的行动者正是得要发现他们仍置身于洞穴之中，才能比较恰当地提出解释。

赫伯特·西蒙另有一本《人类活动中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在这里我要比较集中地利用此书中的观点来说明人类从事实际事务时的倾向与历史家研究这些事务时的倾向。《人类活动中的理性》提到要区别“冷静的认知”和“热情的认知”。为什么这个区辨对我们讨论的题目有意义呢？因为在考量历史人物的行为时，我们往往以为他们总是非常冷静、理性地考虑所有条件及所有可能性之后才做下决定，忽略了在大多时候是“热情的认知”比较起作用，也忽略了人们在判断事物时，“情绪”是很重要的因素。情绪对判断事情的重要性，不但被忽略，而且被认为是负面的。但赫伯特·西蒙告诉我们，情绪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筛选特定事物以集中注意力。如果没有情绪、没有偏好，进餐厅点菜可能要一道一道研究，得花上几个钟头；因为有情绪、有偏好，所以可以集中在某部分的菜色上，使得点菜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赫伯特·西蒙还提到：“在全知模式中，所有问题是永久而同时出现在处理的议程中。”但事实上，人类真正的行为模式，往往只选择一部份的议题加以处理，而直觉、情绪在此显得非常重要。直觉、情绪犹如手电筒，只照亮黑暗中的某一部分，而不是想象在这整个黑暗的房间会有什么东西。赫伯特·西蒙提醒我们，信息的产生是在情绪的脉络，而不是在无感性的环境之中。我之所以一直引用这些话，是想强调一点，我们常误以为历史行动者的主观预期效用中是全知的方式，而忽略了被情绪、热情所影响的部分。

当然武断性也是影响行为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常责备别人先有前提才有结论，但赫伯特·西蒙认为如果没有前提就不可能有结论。在许多时候，前提当然充满偏见，所以他提到“当我们在思考人事物时，事实、价值与情绪交互影响”、“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几近真实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而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和解释历史行动者时，却常常以“全知模式”来思考。

我们还常常认为历史上的竞争是一种“完全竞争”，而忽略了大部分的竞争是“不完全竞争”。如果所有的竞争是完全透明的，并以这个前提出发考量事情时，会产生许多盲点。我对“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了解，完全是受到哈耶克的启发。

“时间序列”与“后见之明”

在讨论“后见之明”时，我要先谈“时间序列”与历史解释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我着重强调“后见之明”在历史解释上的弊病，当时却忽略了一点：一个比较好的历史重建或历史解释，应该是A→Z（史家的逻辑）及Z→A（事件的逻辑）两者交互循环的。譬如我们观赏一部电影，从顺着放映中（A→Z）得到一种理解，然后再看第二遍，也就是由已知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往往会发现几个动作或几句对白，揭露了对后来发展至为重要的意涵，而那是由A→Z看不出来的。一个历史工作者应该循回往复于两种逻辑之间：顺着时间之流往前看，前面是未知的，要用很大的力量来使自己未知，是福柯所讲的“去熟悉化”。但“去熟悉化”是非常难的事情，对于我们明明知道的事情，我们很难装作完全不知。史家要慢慢往前，看历史行动人物面临的所有可能性与限制。

另外一方面，还要回过头来看，一些事情的意义才会更显豁出来。

在《若干思考》一文中，我还来不及指出，后见之明式的推断有一个特色，因为太了解后来的结局，所以不知不觉地误以为对于历史行动者而言，未来是“已知”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以“日记”及“自传”两种文体的差异略作说明。除非是像某些伟大的人物在写日记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将来要公开，否则大部份的日记是顺着事件发生之流写下去。对日记主人而言，他可能计划着“未来”，而且“未来”对当下而言虽不一定是绝对不透明的，但是未来绝对不是“已知”的。自传就不一样，写自传时，“未来”是已知的，传主是有意识地、或在一个架构下选取自己生命史的材料，并赋予一个意义架构。前者是A→Z的，后者是Z→A，两者之间并非截然不同，但是其间的出入是很明显的——日记中的未来是未知的，自传中的过程是已知的。

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人们对历史所作的判断是很不一样的。汪士铎（悔翁，1802—1889）的《乙丙日记》把陆建瀛（1792—1853）等人骂得狗血淋头，认为道学应该被消灭。有人就说如果他是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了解曾国藩（1811—1872）等道学家旋干转坤的贡献之后才写这段日记，语气和思想一定不一样。《乙丙日记》中那种可怕的、悲观的、残酷的，充满毁灭性的想法，是写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前。这就是“时间序列”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性作用。

同样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随着“时间序列”不同而不同。例如李鸿章（1823—1901），如果在太平天国、捻乱平定之后就逝去，后世对他的评价一定不同，连带地谈到他在太平天国、捻乱时的角色的方式也不同。

接下来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为忽略“后见之明”式的推断与历史解释的问题。

学生时代常到一位哲学教授家请教一些问题，看到他家墙上挂着一幅他父亲——林月汀（1870—1931）的照片，衣服上别满日本的勋章，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你父亲有这些勋章呢？原来他父亲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因为具有武举的身分，曾经领导学徒及乡人展开抵抗。后来因为丘逢甲（1864—1912）离开，眼看抵抗无望，就率众出来投降，并替日本人招降仍在山中抵抗的旧属，故日本人授予勋章，还给他某种专卖。因此，不同的地方志在评论他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劝人投降日本，所以是汉奸，一种认为他曾抵抗日本，所以是抗日志士。也有人说两者都对，但是有一位台湾史学者却说这两者都不对。他说在现代国家概念出现之前，台湾只要有新政权来，人们一般都会先抵抗一下，没有办法抵抗或新政权看来还能接受时就妥协，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作法。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忽略了现代国家概念形成之前的模式、惯例，历史评判会有很大的出入。

章太炎在他的一些文章里面，常常斥责清朝的某些读书人，说他们出仕清廷，没有守住汉人的节操，然而这不正是革命史学的“后见之明”吗？章太炎从晚清革命家的眼光倒扣回去，总认为清代汉人都会不自觉地问自己是否应该出仕的问题。所以他总是说：“昔戴（震）君与全绍衣（祖望）并污伪命”（《谢本师》），或“虽余萧客（1729—1778）、陈奂（1786—1863）辈犹以布衣韦带尽其年寿”（《说林上》），好像他们都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作了上述的决定。其实生在清代盛世的人，脑海中恐怕从来不曾出现过“污伪命”的问题，他们对于能出来做官高兴得不得了。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戴震的文集里有一篇讲到“海寇郑成功”（《郑之文传》），如果他有很强的汉族意识，他怎么会称郑成功为海寇呢？章太炎完全是以“后见之明”在看历史；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和章太炎做一样的事。

每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迈向“未知”，每一次都是无法重复的选择。在这里我要以苏格拉底（前469—前399）要学生挑选一颗最大苹果的故事为例。

苏格拉底把学生带到一片苹果林，要大家从这头走到那一头，挑选一颗最大最好的苹果，不许遗漏、不许走回头路。苏格拉底等在另一头，但是每一个学生都空手而回。有的是看到一颗很大很好的苹果，却想着下面还会有更大更好的；有的是看到一颗又大又好的，就马上摘下，可是后来又发现更好的。他们要求老师再让他们选择一次，苏格拉底说：“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历史无法重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未来具有不透明性，可用信息非常有限，因此任何行动的结果都是一种或然率，是有限理性、有限选项下的选择。

除了上述之外，在这里我还想对“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再作一些申述。我想先强调二点：一、应充分体认社会的不透明性，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性。不能总是假设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着窗户，而窗户总是打开的。二、时间之流像一环一环切片，环与环之间往往是绝缘的，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递不一定自动发生，先一代流行的书下一代不一定会再重印，先前的传统不一定会自动传递到下一代人身上，而是需要靠辛苦学习。

因此，史学工作者应该转变思维方式，由假设事物是自然而然可能的、自然而然可以透见的、自然而然传递的，改变成慎重考虑“历史世界的有限性”及“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先想象人类活动的限制再来考虑其可能性。这样在有限性到可能性之间，就有许多层次需要去探索，因而比较能了解那些是自然发生的，而那些是历史行动者（agent）有意作为的结果。

如果我的了解没错，自闭症的症状之一是，严重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透明性，在言谈之间，每每以为对方完全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会有许多奇怪的言语与举动。这个病症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不是全然透明的，如果误以为人与人之间完全透明，即可能产生许多严重的误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查许多历史解释的构成时就会发现，史家常常有意无意间轻估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因而忽略或误判许多潜在的、错综复杂的部份。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时候，西方史学界出版了不少专书，我觉得其中有一大部分著作把法国大革命的来临写得太确定，认为它一定会成功会影响到欧洲、全世界，把这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仿佛大革命爆发前的种种迹象，都已经“预知”了革命的发生。但托克维尔（1805—1859）《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当时法国的君主和大臣们并不真的相信这会是一个“革命”，他们认为这是趁火打劫。因此我们应该要问在法国大革命前，人们真的隐隐约约有大革命即将来临这样的概念吗？还是像托克维尔讲的，法国君主和大臣认为的，这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的疾病呢？“未来”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不像后代史家那样一切都已经知道。托克维尔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他回到“大革命”之前去看那些旧人物的观点。他看各种旧人物的陈情书、看各省的档案、看君王之间的通信，他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眼前来的是怎么回事。“未来”对他们而言是未知的，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国王被送上断头台，整个社会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因此我们是先知道结果再回去试着了解整个过程。

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当代的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在“不愿面对的真相”（An Unconvenient Truth）中严重警告地球暖化的危机，另一派却认为这只是个周期性的问题。未来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像历史中许许多多的时代一样，并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戈尔还是另一派人比较对？当然，大多数人是支持戈尔的，很多人认为所谓周期性问题的许多参数都不相同了。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对我们而言，未来并非已知，将来如果有人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类对地球暖化问题的看法时，就不能以未来是已知的方式来解释。

在这里我还要再以“创新者”跟“模仿者”之间的区别来说明“未来是已知”与“未来是未知”之不同。模仿者是从“已知”倒溯回去，是Z→A的逻辑；而创新者是由A→Z，向未知的未来摸索而成功，这是两种不同的历程。模仿者是me too，或者稍微改进一下，使得它比创新者更有效、更便宜、更精简，但这终归是不同性质的工作。就像晚清的徐寿（1818—1884）和徐建寅（1845—1901）父子。他们完全用模仿的方式造了一艘西式轮船，惊动了许多人。可是看到人家有轮船跟着去重建，与原生地发展出轮船，其困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其意义亦不相同。就像禅宗的“受业师”和“得法师”。受业师事先将教授的内容都规划好，而得法师则是在你的基础上加点东西，让你自己顿悟，这两个传授方式是有区别的。

为了让读者更能体会“创新者”与“模仿者”，与“未来是未知”或“未来是已知”之间的仿佛性，我想以两位诺贝尔得主的例子做说明。

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研究，现在回过头去看相当简单，相当顺理成章，可是达到这些创新的过程却非常困难。例如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利·穆利斯（Kary B. Mullis）是一个嬉皮般的科学家，放荡不羁，爱情生活多彩多姿，大部分时间受雇于美国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还曾在加州经营过商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发现了“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的DNA复制技术。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诺贝尔奖颁给了这样一个人很不可思议，但不能否认他的PCR对生命科学研究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我后来也试着去了解一下PCR，发现连我这个外行人都能了解。穆利斯说他原本以为这么简单的东西，应该早就有人做过吧！结果一查，竟然没有。这个实验，今天在生命科学界中大家都会做，跟许多原本门槛很高的实验一样，后来大家都会了。为什么穆利斯得到了诺贝尔奖，而其他人没有得到？因为后来的人只是复制者，是me too，后来的人作这个实验，就等于在读一篇科学论文，一读就懂了。

又譬如华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他创造出荧光蛋白色彩的应用方式。许多人说这项技术现在非常普及、非常简单，因而讶异他为何获奖？这同样也是创造者与复制者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在未知状态中的创造，与后来的复制者所感知的完全不同。

创新者的逻辑是“事件的逻辑”，是A→Z、是充满未知、不确定性的，从完全不知道未来下一步是什么到逐渐豁然贯通。而后人看它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后，往往觉得每一步都合情合理，其中道理都可琅琅上口，也不难照着复制一个。我们虽然知道有许多“后来者”在市场上比原创者成功，但事实上这两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时，如果只是倒扣回去看，就看不到旁边空气的部分，而只看到实质的部分。我们都想追溯王阳明（1472—1529）思想的兴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件工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能倒扣回去，找到连续性的部分，但是“风”的部分却很难把握，而这个整体才是影响后来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大的漏斗下面的一部分，大的漏斗里面有个氛围，可是我们研究历史时，往往忘了整体氛围。只是从已知推未知，而不是从未知看未来的发展。

当然也有人会问，该如何解释历史中的人物的方向性？年鉴学派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又该如何解释？

我个人认为，历史人物当然有方向性，历史的“长时段”还是可能存在的，但我们对这两者要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它们是在许许多多复杂的过程中才慢慢落实的，不是像射箭一样，一箭就射到对岸。所以不是没有方向性或长时段，而是需要经过很多曲折、努力、克服，加上整体社会、气氛的支持才有可能。也有人问过，上述的反省与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有什么不同？斯金纳主要受奥斯汀日常语言分析的影响，重视从语言约定俗成的层面去将一个文献放回它的历史情境中。此外，斯金纳还发展出若干可操作的步骤，但他并没有区辨“事件逻辑”（A→Z）和“史家逻辑”（Z→A）。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思想或文献放回历史脉络，而且非常着重于重建历史人物的意向性，要把历史人物的意图客观地建立起来，并没有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种种问题。

西方有句谚语：“Spinnoza could not have foreseen”，意思是说即使像斯宾诺莎这样伟大的人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对于历史行动者来说，未来是已知的，或未来是未知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总是以未来是已知的实情来做“未来是未知”的历史研究，但是让我们来想想：谁会料到在叶利钦之后，是由KGB出身的普金连续执政十二年之后，现在又再度担任总统呢？谁想得到当初被各方所赞美的欧元现在搞得一团糟？未来是未知的，我们虽然可以做某些预测，但未来毕竟漆黑一片，这是从事历史解释时应有的觉知。

（本文选编自王汎森《执拗的低音》，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发表。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欲转载，请联系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